邵宇：利率：野蠻與文明，戰(zhàn)爭與和平——700年全球利率史
四個特征事實
根據8個[1]主要西方國家700年（1317至今）利率史，可總結出如下四個特征事實（Schmelzing，2020）：
事實一：利率下行是大趨勢。整體而言（圖1），1317年至19世紀初，實際利率呈現出階梯狀下行趨勢，第一階段平均利率為11.36%，19世紀以來，震幅擴大，周期更長；名義利率也遵循長期下行的趨勢，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，基本保持在3%以上。19世紀前半葉和20世紀70-80年代，名義利率大幅跳升，前者與美洲和澳大利亞發(fā)現金礦有關，后者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及兩次石油危機引發(fā)的經濟滯脹有關。
數據來源：Schmelzing，2020，東方證券
宗教文明，及其定義的“道德”也影響著利率水平。借貸行為早在史前的物物交換時代就存在了，但至少從古希臘至中世紀的較長時期內，收取利息都被視為一種邪惡、無恥和不道德的行為，尤其是高利貸。所以，《漢謨拉比法典》和《十二銅表法》等古法典都有關于利息上限的規(guī)定。利息（interest）一詞的拉丁語為interisse，意指損失，而非收益。這一概念源自羅馬法典，它認為，利息是放貸人發(fā)放貸款后的受損地位與他沒有放貸時的地位的差別。起初，如果利息被認為是放貸者的收益，就是不合法的，但如果是對貸款人的損失或費用的補償，那就合法了。1220年左右，這種釋義被標準化（霍默和西勒，2017，p.59）。某種意義上講，利息對應的是現代經濟學語境中的機會成本。
16世紀，受宗教改革的影響，借貸和收取利息的行為首先被基督教接納。至18世紀，天主教會也逐漸認可了信貸的合法性。1822-1836年間，經宗教法庭裁定，法律認可的利息可以為任何人收取。遲至1950年，羅馬天主教教皇庇護十二世（Pius Ⅶ）才宣布銀行家們收取利息的行為是“在誠實地謀生”，從而認可了金融體系。但是，幾乎在任何時候，高利貸都是非法的，即使是合法的利息，也都有比較明確的上限約束。一般認為，年利率5%-10%是比較合理的。有意思的是，上限約束大多數情況下只適用于非公共債務，因此，政府也就可以輕而易舉地以略高于上限的利率借款。這一點對于戰(zhàn)時政府來說尤其重要。文藝復興末期開始，利率顯著下降，比如在15世紀的意大利，商業(yè)貸款利率低至5%，17世紀末期荷蘭的商業(yè)貸款利率甚至下降到了2%。
當然，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家（或城邦），依據借款人信用、期限、是否可贖回或有無抵押品的差別，利息差異很明顯。這種差異更多時候并非市場力量所致，而是取決于人們的流行觀念和國家預算需求的合力。超過法律上限的利率也并非罕見，一般情況下，因為信用和抵押品的差異，對國家（或君主）的貸款利息反而要高于商業(yè)貸款。這與當今正好相反，國債利率被認為是無風險收益率。
第三個維度是政治文明。馬西在《論決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》這本小冊子中，首先從經濟學的范疇（借貸和商品交易）闡明，決定自然利息率的是利潤率，而后將邏輯向前推演，認為更基礎的本源是政治。政治秩序把不同地方的人區(qū)別開來，“一些人只是為了眼前的需要而勞動，但是，在人們對未來給予關注的地方，勞動則是出于今后能享受他們目前勤勞的果實的期望，但并不是所有地方的人都能抱有這種期望。這也就是為什么某一國家的人很勤勞，另一國家的人很懶惰，而第三個國家的人則既不非常勤勞，也不非常懶惰的原因?！瘪R西下此結論，是因為他發(fā)現，在同一個時期，“在政治上享有自由、人們的私人權利也得到最好保護的大不列顛和荷蘭，利息率較低，商人在這兩個國家人口總數中的占比，大于法國、葡萄牙、德國和西班牙，或歐洲的任何其他國家，在這些國家，政治是專橫的，私人財產也不那么安全?！瘪R西總結到：自然利息率決定于工商企業(yè)的利潤（正相關）；商業(yè)利潤決定于商人數目同商業(yè)規(guī)模之比；商人數目決定于（從商）的必要性和對商業(yè)的鼓勵程度，這決定于政治秩序對私人權利的保護和社會安全等。這也是理解資本為什么從稀缺國流向豐裕國的原因，這是違背經濟學原理的，但符合政治邏輯。資本逐利的同時，還規(guī)避風險。
戰(zhàn)爭和宗教這兩個維度對前現代社會至二戰(zhàn)結束之前較長歷史時期內的利率走勢有較強的解釋力，但它們對于分析戰(zhàn)后利率的走勢不甚明顯，反而是經濟層面，從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開始就成為塑造現代社會的重要力量。所以，我們將更多的從經濟層面——實體經濟層面的供給與需求，金融市場上的投資者偏好、債務規(guī)模和結構，全球資本流動等，以及貨幣與政策的逆周期調節(jié)（和協同）等——對其進行解釋。
霍默和西勒在皇皇巨著《利率史》中開宗明義地說：“任何一個工業(yè)化國家的自由市場長期利率，只要收取得當，都能提供那個國家經濟和政治健康狀態(tài)的一種動態(tài)圖。”如果說二戰(zhàn)以前利率的下行反映的是商品貨幣制度下人類社會從野蠻到文明、從戰(zhàn)爭到和平的演進，那么，1980年代以來的利率波動則反映的是信用貨幣制度和全球化背景下人口、財富分配和科學技術等因素的合力。名義負利率體現的不是文明的進步，而是經濟的一種亞健康狀態(tài)，即人口結構的老齡化、財富分配的失衡、技術進步的僵局、債務型增長的不可持續(xù)和貨幣政策空間的收縮，當然，它還反映了投資者風險偏好和期限溢價等方面的變化。世界是否會全面進入負利率時代，關鍵在于推動利率下行的力量是否會出現反轉。
[1]8個國家分別是意大利、英國、荷蘭、西班牙、德國、法國、美國和日本，其中，美國和日本的時間序列相對較短。這8個國家占世界GDP的份額平均為80%，過去600年中從未低于52%，所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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